国际共运学术沙龙简报（2020年第4期）

关于国际共运学科发展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几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郭春生教授应邀来我部举行讲座

2020年10月29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举行了本年度第4期“国际共运学术沙龙”活动，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郭春生教授做了学术报告。郭春生教授首先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发展历程，随后作了题为“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几个问题”的主旨报告。会议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主任潘金娥研究员主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全体成员参会。

一、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发展历程

郭春生教授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发源地之一，1950年建校之初就设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研室，主要是按照苏联教学模式和框架来设置这一科学，教材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研室不招收本科生，但招收培养了一批研究生。1953年斯大林去世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由于我国与苏联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发生变化，产生一些分歧，因此我国不再完全按照苏联教学模式设置这门学科。1956年，马列主义教研室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合并成立了历史系，并开始招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的本科生。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召集研究人员编撰我国的国际共运史教学大纲和教材。1960年，经高放、黄安淼统一定稿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公开出版。20世纪60年代，随着形势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有一部分学者转到北京大学。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成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系，率先招收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研究国际问题上，根据国家部署，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分工不同：中国人民大学主要研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北京大学主要研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复旦大学主要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84年后，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改为国际政治系。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该学科成为全国的旗帜，培养了大批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人才。从改革开放到80年代末，是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大繁荣时期，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出版了大批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资料，如1983年科学社会主义系组织出版了五卷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但是进入90年代后，该学科受到冲击，本科停止了招生，一些专业学者转向其他专业或退休，生源数量不多且质量不高，一个时期里只有山东大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在坚持招收本科生。进入新千年后，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了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成为院属研究机构之一。全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也从不断萎缩中逐渐得到恢复。特别是2010年之后，全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逐渐发展壮大，不少高校新设置了不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其中在山东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建立了两个国际共运研究重点基地。

二、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几个问题

围绕世界社会主义改革这个问题，郭春生教授主要从社会主义改革的定位、列宁建立的两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战后社会主义改革如何开始、战后社会主义改革的波浪起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五个方面进行介绍。

1.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定位。郭春生教授指出，社会主义改革特指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由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新活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社会主义革新成为这一定义的三个要素。“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要素将社会主义改革限定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从一国到多国发展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现存的5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政党领导”，这一要素排除了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如瑞典、丹麦等。

2.关于列宁时期的两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郭春生教授认为，审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时首先是审视苏联，因为苏联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并长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分析哪些属于社会主义改革，当然首先要着眼于列宁时期。我们要全面认识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它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郭春生教授强调，列宁时期开辟了两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军事共产主义（或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又译作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是苏俄在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总称。依据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仅仅是战争的客观形势促成的，从主观上看，则是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相关理论，具体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其三个核心是军事命令化、国有化、配给制。军事共产主义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关于新经济政策，郭春生教授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合理利用市场的作用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实行这一政策的契机与其说是布尔什维克的自觉行为，不如说是来自于外在压力，是国内严峻形势造就而成的。列宁等领导人看到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缺陷，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和人民的意愿，迅速转向新经济政策。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时期开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看，新经济政策的施行开辟了最早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

郭春生教授进一步阐述了苏联模式，认为斯大林时期确立下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更多地继承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要素。苏联模式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因看，社会主义孤舟和法西斯主义的盛行；从内因看，斯大林对列宁军事共产主义的继承以及他本人的风格和思想认识。苏联模式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一是工业的快速增长，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国，但存在重工业畸形发展的缺陷；其二是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三，社会主义在苏联模式的支持下从一国走向多国，走向新发展阶段，特别是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

3.关于战后社会主义改革如何开始问题。郭春生教授指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要了解战后世界的发展大趋势，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1）世界文明发展速度加快。二战之后，地球村的发展形势非常明显，整个世界迅速卷入现代发展进程，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战后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走向割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机械联系大于有机联系，因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从产品经济中走来，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建立在经济联系主导的有机联系基础上的，而更多的是建立在政治、军事关系主导下的机械联系上，容易因为各种利益纠纷导致关系的断裂。（2）新科技革命导致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力的大发展解决了人类的食物饥荒问题，解决了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并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3）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大趋势和主流。郭春生教授指出，苏联模式与战后世界大趋势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苏联这套体制虽然几经变革，但是始终没有脱离备战体制，备战体制拖垮了苏联，过分的发展军事领域，而社会的其他领域无暇顾及，苏联体制跟大趋势是相违背的。也正因为这一结构性矛盾，随着战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必然酝酿着社会主义改革的需求。

4.关于战后社会主义改革的波浪起伏。“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郭春生教授认为，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南斯拉夫的改革是战后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改革。1948年苏联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铁托、吉拉斯等人对苏联模式进行分析，看到苏联官僚体制的弊端和人民主动性发挥不足，认识到要对现有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南斯拉夫从1949年开始进行自治社会主义的改革探索，试图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新道路，由此成为战后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起点。郭春生教授指出，从南斯拉夫开始社会主义改革到目前，出现了两次社会主义改革浪潮，即1949年到1968年的第一次改革浪潮和1978年至今的第二次改革潮。

在第一次改革浪潮中，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表达的改革路线(包括“三和路线”)具有积极成分，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1962年对“列别尔曼计划”的讨论以及相关的改革尝试，如在生产中引进利润、奖金的要素，新生产要素的引进激发了生产的活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继续主持经济体制改革，促成了苏联60年代中后期经济的繁荣，工业增长7%左右。在经济发展支持下，苏联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军事力量跟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

战后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转折点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1968年苏联领导的几个华约国家出兵镇压了“布拉格之春”改革，这是第一次改革大浪潮结束的标志。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是一整套或一揽子的改革方案，不仅仅是经济上要求自由市场，同时也是政治上的变革。因为担心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及其变革脱离了苏联传统模式允许的范畴，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决定出兵镇压。但是这一事件导致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新经济体制”改革被终止，以柯西金为代表的改革派领导人的权力被剥夺。到20世纪70年代，“改革”被“改善”、“完善”所取代，在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都日益消极，总体逐渐形成全面停滞的状态。受到苏联的钳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基本与苏联相同。1968年之后，整个社会主义改革走向低谷期，几乎没有任何改革。

 1978年12月，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第二次世界社会主义改革浪潮澎湃而至。因为改革的失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消失了；朝鲜和古巴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改革成效甚微；但是，中国、越南、老挝等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得成功，在逆境中彰显着世界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

5.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地位。郭春生教授指出，谈到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革浪潮的兴起，就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中，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突破了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停滞状态，中国既是开创者又是坚守者和引领者，紧随而来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意义：(1)开拓意义：从世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开拓了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新道路；(2)引领意义：中国的改革大浪潮，在世界社会主义各国中发挥了榜样的力量和作用；(3)坚守意义：自1978年开创了改革道路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特别是在1989-1991年苏东剧变的冲击下，中国仍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直至今天的深化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壮大的重要标志。

最后，潘金娥研究员对郭春生教授的讲座进行评价和总结，同时她强调，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对社会主义各国改革进行评价，既要结合理论和又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的实际成效、既要了解中国情况也要基于国际视角来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研究，才能正确理解和看待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相关问题。在报告之后，围绕世界社会主义改革这一主题，郭春生教授与国际共运研究部的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

                                       （供稿：王子凤）